一天之内，150多人被捕，多国记者和至少两名警察负伤。联邦调查局悬赏捉拿击伤官员的嫌犯，高速公路被截断，自动驾驶车辆被示威者“诱骗”到市中心点燃，骑警挥舞警棍殴打市民，市议员助理则“用致命武器袭击警察”…… 虽然当地政府强调骚乱仍限于极少数街区，但随着加州洛杉矶市区的动荡局势进入第三天，美军北方司令部于当地时间6月9日发表声明，宣布调动700名海军陆战队员“协助保护洛杉矶地区的联邦官员和财产”。 这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民主党大本营加州“出兵”的行动，再次显著升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军方知情人士的消息称，首批约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将在今日抵达洛杉矶参与“地面行动”，但可能不会直接负责镇压示威者。 整起事件的源头，是洛杉矶居民抗议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大规模拘留“非法移民”，但直接导火索是特朗普6月7日发布具有行政令性质的总统备忘录，将2000名加州国民警卫队士兵划归联邦政府指挥，并调动这支部队进入洛杉矶。据9日的最新消息，特朗普还计划再增加调动2000名国民警卫队。 未经州长许可就将国民警卫队“联邦化”，自1965年以来还是第一次。加州州长纽森誓言起诉联邦政府，特朗普则在答记者问时暗示不排除逮捕纽森。有分析指出，虽然洛杉矶街头的暴力活动已明显减退，但由于两党都有利用洛杉矶事件激化党派争斗的动机，局势很可能很快再次恶化，并向全美扩散。 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的国防部长埃斯珀曾在回忆录中透露，在2020年的全国性动荡中，特朗普曾提出让军队向白宫门外的示威者直接开枪，“打他们的腿”。当时，特朗普的幕僚们阻止了这个想法。但这一次，还有人能拦住特朗普吗？ 当地时间6月8日，洛杉矶，示威者在联邦大楼周围的街道上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一名抗议者滑过一辆燃烧的车辆（图/视觉中国） 面对反对自己的示威游行，调动武装力量镇压，从而引起暴力对抗、“把水搅浑”，促使舆论逆转，是特朗普的惯用招数。2020年应对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国性骚乱时，特朗普就试图调动数万国民警卫队到华盛顿特区。然而，多州州长拒绝派遣士兵为特朗普而战。当年11月，特朗普输掉了总统选举。 那一次，特朗普犯下的“错误”，是没有宣布将国民警卫队“联邦化”。加州国民警卫队退役高级检察官德怀特·斯特林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国民警卫队是归州长指挥，还是归总统指挥，取决于国民警卫队所处的状态。 美国国民警卫队共约45万人，按人口比例分布在50个州和海外领地，其中加州国民警卫队总规模约2.2万人，居全国前列。虽然制服上写有“美国陆军”或“美国空军”字样，但常规状态下，各州国民警卫队的总司令是本州州长。如果州长和总统下达的命令相互矛盾，国民警卫队“在法律上只会听从州长”。 这与美国的建国历史相关。美国独立时，各殖民地领袖不愿将本地民兵交由联邦政府管理。因而，基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确立的制度，国民警卫队成员除非执行联邦任务，否则都对州政府负责，由各州自行组织和管理。 吸取了2020年“调动不灵”的教训，这一次，特朗普选择先下手为强，直接通过行政令，让联邦政府获得对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也就是将国民警卫队“联邦化”。 国民警卫队的“联邦化”有严格的法律限制。除派遣到海外执行军事任务，联邦政府在国内直接指挥国民警卫队，要么需援引20多年来没有总统引用过的《叛乱法》，调动国民警卫队镇压国内叛乱；要么援引《美国法典》的相关条款：当总统“无法动用常规力量执行美国法律时”，可以调动任何州的国民警卫队以完成执法。 这一次，特朗普在6月7日的备忘录中援引的就是《美国法典》。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史蒂夫·弗拉德克指出，这意味着，特朗普其实没有向洛杉矶“出兵平叛”，他调动的那些国民警卫队，只能保护ICE官员“执法”。如果这些士兵直接参与镇压街头示威，他们就会违反现有法律授权。 让人担忧的是，由于ICE对非法移民的粗暴执法，正处于加州的风口浪尖，也正是示威者针对的对象；因此，所谓“保护ICE官员”，很容易演变成对洛杉矶市民的攻击。 事实上，放言“吐口水就打”的特朗普，援引《美国法典》而非《叛乱法》，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出兵”攻击示威者。斯特林指出，如果特朗普直接下令使用国民警卫队“镇压暴动”，这种国内准军事行动中的国民警卫队仅仅是“用于联邦目的”，其指挥权仍由州长行使。换言之，特朗普利用法律，巧妙规避了加州州长纽森指挥国民警卫队的可能性。 面对特朗普对法律的“妙用”，纽森誓言要起诉联邦政府。他指出：特朗普在6月7日的备忘录中明确提到“与各州州长和国民警卫队协调”以调动相关人员，但事实上，调遣国民警卫队进入加州，并没有和纽森“协调”。也就是说，特朗普自己违反了自己的法令。 不过，法律专家指出，该论点或难以说服法院。一方面，随着总统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国民警卫队“联邦化”中的协调问题，已经变得很模糊。如2007年，美国国会曾通过一份法案，授权总统可以在自然灾害、恐怖袭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启动国民警卫队，“无需州长批准”。 1957年，通过将阿肯色州的国民警卫队“联邦化”，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剥夺了该州州长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执法力量。此后，肯尼迪和约翰逊在当政时期采取相同的措施，使南方各州失去了维护种族隔离的执法能力，为美国平权运动的成功做出重要贡献。这三位总统对国民警卫队的“联邦化”，和特朗普这次的行为一样，都遭到相关州州长的反对。 或许，这才是“特朗普问题”的症结所在：美国行政权力行使中充满了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政治惯例”。国会研究服务处指出，联邦军事指挥权“避免介入民事事务”就是一种惯例。当社会共识认为需要总统打破惯例时，突破惯例会推动美国的社会进步。但在特朗普手中，打破几十年无人违反的惯例，成为他在不突破法律底线的情况下扩大自身权力、挑起政治“内战”的手段。 从2020年的“调动失灵”，到如今“成功激化矛盾”，特朗普的政治手腕显然更加成熟。事实上，如果复盘洛杉矶事件的完整发展过程，就能发现：民主党人应对不力，几乎被特朗普“牵着鼻子走”。 今年5月，在特朗普政府大力打击“非法移民”的背景下，ICE官员开始在洛杉矶进行大规模逮捕行动，当时的数据显示，该市239名无证移民在一周内遭到逮捕，被关入大都会拘留中心。 洛杉矶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出生于美国境外，对移民有深深的同情。市长巴斯指出，当地民众拥有抗议示威的“快速反应网络”，“看到ICE，就会出来抗议”。5月时，这些抗议被淹没在全国性的反特朗普声浪中，但特朗普团队似乎捕捉到了其中的“机会”。 进入6月，白宫大大提高了ICE逮捕无证移民的“绩效”，要求该机构每日至少抓捕3000人。在洛杉矶，ICE官员开始突袭拉丁裔聚居区，冲进服装店、餐馆、超市的后台抓人。这自然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和更复杂的街头冲突。零星的暴力事件开始蔓延。 6月7日，ICE宣称在洛杉矶“寡不敌众”，大都会拘留中心被“1000名暴徒包围”。当天，特朗普迅速发布了将2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联邦化”的行政令。但按照洛杉矶市长巴斯的说法，当首批3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进驻洛杉矶时，当夜街上的非法示威者只有100多人。更多的抗议与暴力，完全是因特朗普“出兵”被激发的。 如今，特朗普再次升级调动海军陆战队进驻洛杉矶，ICE则誓言将继续“每天在洛杉矶”执行抓捕行动。同时，ICE在纽约州的抓捕行动亦不断升级，民主党议员们指许多被传唤者在依法出庭后就“被消失”，随即遭转运至其他州的拘留中心。 不少分析人士担忧，特朗普团队会将“洛杉矶经验”扩展至东西海岸的其他都会区，以便最终援引《叛乱法》，调动国民警卫队乃至正规军直接镇压示威者。“当前，特朗普将少量国民警卫队士兵‘联邦化’的举措看似‘温和’，但如果‘失败’，联邦政府就可以将此作为更积极部署大规模军队的依据。”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弗拉德克指出。 特朗普将让美国最繁荣的都会区陷入动荡，是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不少论者早就提出过的警告。民主党人虽然借此在竞选中抨击特朗普，但内心并不把它当真。特朗普胜选后，加州众议院前议长赫茨伯格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特朗普“只是在制造噪声”。 但现在的情况显示，特朗普的目标是坚定的。他深知对其“最不友好”的就是都会地区。城市环境中繁荣的多元文化、活跃的知识群体，是民主党挑战特朗普的底气。他对哈佛的“文化战争”、不断升级的“移民战争”，目标都明确指向都会。 CNN指出，越是激化都市内的街头暴力，特朗普就越能通过“出兵”提升自己的硬汉形象，同时强化对民主党人“无法维持城市秩序”“纵容犯罪”的指责。民主党资深政客罗伯特·赖奇认为，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特朗普想要的就是“暴力，混乱，破坏”，哪怕闹到对整个洛杉矶地区实施宵禁。 此外，今天的特朗普，显然比第一个任期时更加强势。特朗普将国民警卫队“联邦化”，其实与共和党长期以来主张的“限制联邦权力”原则背道而驰，但建制派溃散后的共和党，这次没有出现任何质疑总统的声音。在此背景下，特朗普进一步调动海军陆战队，也就不像2020年他宣称要调动101空降师那样，沦为一句空话。 在社交媒体上对特朗普的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大喊“放马过来抓我”（come and get me）的加州州长纽森，希望成为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候选人。副州长库纳拉基斯明确反对ICE官员进入“每个厨房、每个工厂”抓捕无证移民；州总检察长邦塔自豪地宣布，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个任期以来，加州已经对联邦政府提起24起诉讼。纽森的州长任期明年就会结束，库纳拉基斯和邦塔都是潜在的继任者。 过去几天，民主党人时而淡化街头显著的暴力事件，时而又夸大国民警卫队和市民的冲突。事实上，被调动的国民警卫队主要驻守在拘留中心附近，真正在市区街头向示威者发射震撼弹、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打伤外国记者的，主要是民主党人指挥下的洛杉矶警察。当市长巴斯一再强调骚乱规模很小时，其下属官员却对媒体透露出相反的信息，称洛杉矶经历了“历史上最动荡的夜晚之一”。 有分析指出，随着美国两党的政治斗争更加趋向“你死我活”，加之主要参与者都面临选举压力，双方都不能做出推动局势降级的妥协举动，而是希望将“最坏的情况”归咎于对手，从而稳固自己的基本盘。在此背景下，阻止更可怕事情发生的力量在弱化，推动冲突升级的力量却在上升。
